陈润生今年81岁，教了34年书，对课堂上的一幕印象最深。
当时他正在讲哈佛大学的干细胞实验：科学家教会两只鹦鹉唱歌，把其中一只鹦鹉脑子里的中枢神经弄坏，它就不会唱了。再把另一只鹦鹉脑子里的干细胞取出来，处理之后，注射进第一只鹦鹉体内，这只鹦鹉再次唱起了歌。
这个实验得出什么结论？学生们回答：干细胞可以用来修复受损细胞的功能。偏偏有个年轻人站出来问：陈老师，这只鹦鹉唱的歌，还和原来一样吗？
陈润生给上万人讲过这堂课，就只遇到一个人这么问，空前绝后。
“这个问题有多好呢？”哪怕已经过去十多年，陈润生谈起这一幕时，还是眼睛亮晶晶的。
如果唱的是新歌，说明干细胞只是恢复了大脑的功能；如果唱的是原来的歌，就说明干细胞还能修复已经损坏的神经连接，甚至能重建记忆。
“这个问题关系到记忆和意识的本质，从科学上讲，从哲学上讲，都非常深刻，让人震撼。”陈润生说。
一个人欣赏什么样的学生，就能看出是什么样的老师。而陈润生最看重的，是学生“思考的层次”。
陈润生，年生，生物信息学家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。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陈润生，年生，生物信息学家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。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壮观的上课场景
在中国科学院大学（以下简称国科大），如果你想去听陈润生院士的《生物信息学》，需要提前做一点攻略。8:30开始的课，最好刚过6点就去占座。有人没经验，6:40去了，惊讶地发现前排已经坐满了。
当然，前提是你能“抢”到这门课。当初线上选课，个名额“秒空”。没抢着课的学生太多，学校又连续增补了两次名额，最终扩容到约人。
国科大雁栖湖校区里，一般的“大课”多开在阶梯教室，而《生物信息学》开在能容纳上千人的学生礼堂——在一则校园新闻里，这一幕被描述为“壮观的上课场景”。随便问问在座的学生来自哪个专业，答案五花八门，覆盖“数理化天地生”。
总建筑面积平方米的礼堂里，电影院般偌大的落地屏幕下，老爷子本就单薄的身板，被衬得愈发小巧。长而空阔的讲台上，一人，一桌，一椅，一笔记本电脑，一保温杯而已。八旬老院士的洪亮嗓音，经由一支小小的麦克风，充盈整个空间，绕梁不绝。
“我第一次听课的时候，坐得比较靠后，声音却清晰有力，我完全没意识到讲课的人已经这么高龄了。”已经毕业的学生饶丹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说。
陈润生在国科大学生礼堂授课。国科大学生田莉莉摄
陈润生是中国第一个开设《生物信息学》课程的人，在8年里，这门课都是全国独一家。
第一堂课，他要告诉学生什么是“生物信息学”。
他的讲法很独特，是从自己一段疯狂的“追星”经历开始的。
年，陈润生从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归国。他曾做过“洪堡学者”，有“量子生物学”这样的前沿科研经历，还发表过至今听来也不过时的“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”研究论文，只要沿着这些方向继续做下去，顺理成章的大好前程就在眼前。
但陈润生心里始终横着一个问题：未来的科学究竟要做什么？
20世纪90年代，世界迎来又一个科技大发展时期。继“曼哈顿原子弹计划”“阿波罗登月计划”之后，人类自然科学史上的第三大计划——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蓄势待发。凭借敏锐的科学嗅觉，陈润生预感，这将是改变生命科学乃至人类命运的转折点。他极度渴望成为这历史洪流中的一员。
在陈润生为这幅科研蓝图朝思暮想、欲痴欲狂时，国内相关领域几乎是一片荒漠。“无人可说、无话可说，那种孤独感逼迫着我，找一个窗口去释放。”就这样，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近乎“疯狂”的事——给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写信。
上过中学生物课的人一定听说过沃森。他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，是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，也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带头人。赫赫有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，当时就由他主持。
在信里，陈润生告诉沃森，自己是一名中国科研工作者，对人类基因组计划非常感兴趣，希望能做一点相关工作。
信寄出去了，内心的焦灼也就消除了大半。就像“追星族”那样，陈润生从没想过能收到回信。
一个多月后，北京中关村传达室收到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，美国寄来的。陈润生接到通知时，第一反应是“找错人了吧”。他几经周折，终于拿到这封信，瞬间被“无法想象的开心”笼罩。
当时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办公厅的主任受沃森之托写了这封回信。信中表达了对中国科学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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